關於《一九八四》：東拉西扯「雙重思想」
登天難，求人更難。
黃蓮苦，貧窮更苦。
春冰薄，人情更薄。
江湖險，人心更險。
知其難，刻其苦，耐其薄，防其險，可以處世矣。
講真，其實我呢世人都未搭過飛機（實情係連直昇機都未坐過）、未食過黃蓮（盤尼西林倒是嚐過）、未踩過春冰（平時只係玩下平衡木）、未行過江湖。
以上請無視掉。
讀《一九八四》，當中所謂「雙重思想」其實是個相當有趣的概念。
「同時持兩種互相抵消的觀點，明知它們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忘掉一切必須忘掉的東西而又在需要的時候想起它來，然後又馬上忘掉它，而尤其是，把這樣的做法應用到做法本身上面——這可謂絕妙透頂了：有意識地進入無意識，而後又並不意識到你剛才完成的催眠。」
社會上，人人或多或少都有點「雙重思想」傾向－－矛盾而統一。
既自信又感覺無能
一方面在求職信上寫出「本人自感條件合適」這樣的句子；另一方面又考慮到面對眾多競爭者，自己不一定獲聘因而坐立不安
一方面感覺自己是幸運的一群；另一方面又時有「何必偏偏選中我」的感覺
一方面對當下的工作充滿熱誠；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只是在克盡己任
一方面充滿期待；另一方面又是毫無要求的「無所謂主義」（正因為太多期待無法達到，所以變成「你想要怎樣就怎樣啦，我不管了」的感覺）
一方面覺得自己是群體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想要主張自我
一方面野心頗大；另一方面又覺得維持現狀最好
一方面擁戴公平公正；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能比其他競爭者稍佔點便宜（參見港鐵埋站人們轉線之光景）
一方面表示對「雙重思想」的輕蔑鄙視；另一方面又持續使用它，不然就無法生存－－沒錯，這就是我。
你喜歡稱其作「抑壓」也好、「否定」也罷（參見 心理防衛機制）；管它叫「無定向」、「認知扭曲」也可以，反正就是「無關事實與真相，是人們有意試圖減輕認知失調或內心衝突」的行為。
正與負、是與否、有與無，相抵的結果就是零－－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幹活的目的為何－－可能，根本就沒有什麼目的。
「雙重思想」（於《一九八四》中，其一目的是「犯罪停止」）是一種讓你在這個「他人即地獄」的世界受到保護的愚蠢。
《一九八四》如是說，有史以來，世上就有三種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大洋國的社會結構有三個階層：內黨（統治者）、外黨（行政）、無產者（被統治、奴役）。
「最掌握實際情況的人，是距離現實最遠的人－－無產者，對於戰爭的態度最最近乎理性的是那些爭奪地區的附屬國人民。在他們看來，戰爭無非是一場繼續不斷的災禍，像潮汐一樣在他們身上淹過去又淹過來。哪一方得勝對他們毫無相干。他們只知道改朝換代不過是為新的主子幹以前同樣的活，新主子對待他們與以前的主子並無差別。」
最掌握實際情況的人，是距離現實最遠的人－－「生活從來沒有變好或變壞。」《動物農莊》中，老驢班傑明如是說。
前者與後者的分別只是在於，前者是「從來沒有實現過自己的目標，或者改變自己的地位」的奴隸；後者則是有獨立思想但選擇明哲保身的知識分子。
「只有在黨內，尤其在核心黨內才能找到真正的戰爭熱情。最堅決相信要征服全世界的人，是那些知道這是辦不到的人。人社會地位越高，戰爭歇斯底里越嚴重。」
有著一套明確的行事或道德標準，告訴你他是正確的、總是要你看著辦的人是強者，但他有可能是不清醒的；自以為自己是好人，自以為自己在做好事，其實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害人，也不知道自己做錯事；平時搖旗吶喊，大力提倡人類應當無私和偉大，但一下到戰場，就將仁義道德拋到九霄雲外－－
與其說這是偽善，實際上是「雙重思想」機制啟動。他宣揚仁義道德，那種情真意切，他當時是真的相信自己所說的話。這種人既知道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無論這種人在做什麼或說什麼，目的也只有一個－－控制大局。
憤怒有很多不同名稱、表現方式，以及程度。有一種憤怒叫做「義憤」，意思是「對違反正義的事情所產生的憤怒」。然而，實情是，當事情發展由不得自己控制，結果不如己意，狀況無法掌握，因而使人感到不安並採取防衛反應試圖找回「控制感」。這個防衛反應，就是憤怒。
「控制感」的別名；對人的控制，又叫「權力」。
「人對權力的迷醉會永遠存在。」
這不是預測，乃是人性－－哪怕只有一小部份，只是其中一種面相。
對人性既絕望又抱有希望－－沒比這更有意思的「雙重思想」實例。
以上文字，請使用「雙重思想」去了解。（笑）
黃蓮苦，貧窮更苦。
春冰薄，人情更薄。
江湖險，人心更險。
知其難，刻其苦，耐其薄，防其險，可以處世矣。
講真，其實我呢世人都未搭過飛機（實情係連直昇機都未坐過）、未食過黃蓮（盤尼西林倒是嚐過）、未踩過春冰（平時只係玩下平衡木）、未行過江湖。
以上請無視掉。
讀《一九八四》，當中所謂「雙重思想」其實是個相當有趣的概念。
「同時持兩種互相抵消的觀點，明知它們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忘掉一切必須忘掉的東西而又在需要的時候想起它來，然後又馬上忘掉它，而尤其是，把這樣的做法應用到做法本身上面——這可謂絕妙透頂了：有意識地進入無意識，而後又並不意識到你剛才完成的催眠。」
社會上，人人或多或少都有點「雙重思想」傾向－－矛盾而統一。
既自信又感覺無能
一方面在求職信上寫出「本人自感條件合適」這樣的句子；另一方面又考慮到面對眾多競爭者，自己不一定獲聘因而坐立不安
一方面感覺自己是幸運的一群；另一方面又時有「何必偏偏選中我」的感覺
一方面對當下的工作充滿熱誠；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只是在克盡己任
一方面充滿期待；另一方面又是毫無要求的「無所謂主義」（正因為太多期待無法達到，所以變成「你想要怎樣就怎樣啦，我不管了」的感覺）
一方面覺得自己是群體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想要主張自我
一方面野心頗大；另一方面又覺得維持現狀最好
一方面擁戴公平公正；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能比其他競爭者稍佔點便宜（參見港鐵埋站人們轉線之光景）
一方面表示對「雙重思想」的輕蔑鄙視；另一方面又持續使用它，不然就無法生存－－沒錯，這就是我。
你喜歡稱其作「抑壓」也好、「否定」也罷（參見 心理防衛機制）；管它叫「無定向」、「認知扭曲」也可以，反正就是「無關事實與真相，是人們有意試圖減輕認知失調或內心衝突」的行為。
正與負、是與否、有與無，相抵的結果就是零－－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幹活的目的為何－－可能，根本就沒有什麼目的。
「雙重思想」（於《一九八四》中，其一目的是「犯罪停止」）是一種讓你在這個「他人即地獄」的世界受到保護的愚蠢。
《一九八四》如是說，有史以來，世上就有三種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大洋國的社會結構有三個階層：內黨（統治者）、外黨（行政）、無產者（被統治、奴役）。
「最掌握實際情況的人，是距離現實最遠的人－－無產者，對於戰爭的態度最最近乎理性的是那些爭奪地區的附屬國人民。在他們看來，戰爭無非是一場繼續不斷的災禍，像潮汐一樣在他們身上淹過去又淹過來。哪一方得勝對他們毫無相干。他們只知道改朝換代不過是為新的主子幹以前同樣的活，新主子對待他們與以前的主子並無差別。」
最掌握實際情況的人，是距離現實最遠的人－－「生活從來沒有變好或變壞。」《動物農莊》中，老驢班傑明如是說。
前者與後者的分別只是在於，前者是「從來沒有實現過自己的目標，或者改變自己的地位」的奴隸；後者則是有獨立思想但選擇明哲保身的知識分子。
「只有在黨內，尤其在核心黨內才能找到真正的戰爭熱情。最堅決相信要征服全世界的人，是那些知道這是辦不到的人。人社會地位越高，戰爭歇斯底里越嚴重。」
有著一套明確的行事或道德標準，告訴你他是正確的、總是要你看著辦的人是強者，但他有可能是不清醒的；自以為自己是好人，自以為自己在做好事，其實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害人，也不知道自己做錯事；平時搖旗吶喊，大力提倡人類應當無私和偉大，但一下到戰場，就將仁義道德拋到九霄雲外－－
與其說這是偽善，實際上是「雙重思想」機制啟動。他宣揚仁義道德，那種情真意切，他當時是真的相信自己所說的話。這種人既知道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無論這種人在做什麼或說什麼，目的也只有一個－－控制大局。
憤怒有很多不同名稱、表現方式，以及程度。有一種憤怒叫做「義憤」，意思是「對違反正義的事情所產生的憤怒」。然而，實情是，當事情發展由不得自己控制，結果不如己意，狀況無法掌握，因而使人感到不安並採取防衛反應試圖找回「控制感」。這個防衛反應，就是憤怒。
「控制感」的別名；對人的控制，又叫「權力」。
「人對權力的迷醉會永遠存在。」
這不是預測，乃是人性－－哪怕只有一小部份，只是其中一種面相。
對人性既絕望又抱有希望－－沒比這更有意思的「雙重思想」實例。
以上文字，請使用「雙重思想」去了解。（笑）
東拉西扯《地獄少女》，回應《告訴我「地獄少女」是一個怎樣的故事──閒評「地獄少女」》一文
雖然有抽水之嫌，不過還是不吐不快。吾輩認為，不看過三輯《地獄少女》，就不叫「看過」《地獄少女》。
拜讀了《告訴我「地獄少女」是一個怎樣的故事──閒評「地獄少女」》一文，對於「《地獄少女》是一個怎樣的故事」，吾輩的看法如下：
首先，《告》文指出，「有罪的人下地獄，無罪的人上天堂，這是最基本的守則，也是地獄設立的本意」，吾輩認為，《地獄少女》的前設是「以流放他人消除怨恨者死後要下地獄」，這與「有罪的人下地獄，無罪的人上天堂」並不相悖。更清楚地說，《地獄少女》的主題是「怨恨」而不是「地獄」。閻魔愛會成為地獄少女，也是由於「怨恨」。契約者死後之所以要下地獄，是基於「一命換一命」：選擇流放他人的人，事實上就是自願放棄將來（可能）前往極樂世界的機會，乃是因為他們剝奪了所怨恨之人將來前往極樂世界的機會。二籠中輪入道說過現世與地獄沒什麼分別，這算不算是對地獄一貫刻板的印象作了點反思？
「地獄通信」的設立宗旨
其次，「『地獄通信』之設立，最初的忠旨也是為弱小的委託人平反。」吾輩認為，只有弱者、受害者才會想使用「地獄通信」，這也是《地獄少女》想要告訴我們的事情－－地位愈低下、身份愈卑微、心靈愈脆弱、內在愈空虛的人－－簡而言之，「弱者」無法靠自己解決問題（因而喜好怪罪自己以外的人、推卸責任到他人身上，促成對他人的怨恨－－即使被怨恨者可能不是使他痛苦的真正來源），才會不惜一切孤注一擲，使用「地獄通信」。可以說，「地獄通信」是弱者解決問題的方法。二籠有很清楚說明，不過要是有仔細看第一輯，也會注意到這一點－－不用看其他，看第一話「從薄暮那方而來」便夠了。「地獄通信」的設立宗旨從來只有一個，就是「消除你的怨恨」。
敵托邦主義的《地獄少女》
《告》文指出，「動畫所存在的世界，好像只有罪惡而沒有光明。一片黑暗不是不對，只是完全黑暗而沒有出路，就是百分之一百的死亡。一個世界，再黑暗也要一絲的光明，可是在「地獄少女」中，這點光明卻極少，甚而差點是零。」
說到「完全黑暗而沒有出路」，請別介意吾輩嘮叨，吾輩以為，《地獄少女》與一些描寫想像中的敵托邦的故事如《一九八四》是一樣的。柴田一反對以流放他人消除怨恨的作法，與溫斯頓暗中否定大洋國政府的極權統治，基本上兩者都是同一類角色。
「活著已是地獄」，事實上，「地獄通信」的存在本來便使這個世界變成了地獄。活在一個可說是以暴易暴的世界，今日流放了他人的人，不知哪天自己也可能會遭到流放。現實中我們很難體會什麼是「冤冤相報」，《地獄少女》清楚的為我們解釋，並且示範了「像連接的絲線般纏繞著的怨恨」終將如何摧毀一切。
與溫斯頓一樣，柴田一的行動最後失敗了，這是敵托邦主義故事慣有的形式。《一九八四》假設出一種極端惡劣的社會最終形態、令人絕望的未來；《地獄少女》也是一樣。也可以說，「『地獄少女』就是缺少了相對，只有地獄沒有天堂，只有下地獄而沒有上天堂」基本上是一個多餘的批評，因為這類型的故事根本上就是有意要讓人感受絕望；《地獄少女》不是缺少相對，而是想探討「相對」中黑暗的那一面。
受害者的思想誤區
其次，「『地獄少女』只會告訴我世界沒有天堂只有地獄，在面對罪惡時你不會有人協助，除非你也要下地獄去換取地獄少女的幫助。」首先，到底是「不會有人協助」還是「不去找人協助」？建議請再看一遍《地獄少女》第一話，與閻魔愛訂立契約的那個女生，真除此之外便沒有其他方法可想了嗎？又或者她個人對於事情發展至此完全沒責任？
另外，「只有解開紅線便沒有其他解決方法」？不，不是這樣的，儘管幾乎所有人（是幾乎沒錯，至少最後柴田鶇並沒流放自己的父親 <-同時小愛決定放過柴田父女，這應該算是《告》文筆者要求的「光明」）選擇了以流放他人消除怨恨，但這只代表「他們都這樣選擇了」。
話說回來，那些使用「地獄通信」的所謂受害者，縱使被告知「死後也要下地獄」也堅持要流放自己怨恨的人。這樣的人，真的無辜嗎？
想想看，如果沒有「地獄通信」，與之最接近的復仇方式就是殺人；再仔細想想看，地獄流放可比殺人嚴重多啦。
即使是叫人死前受盡折磨的凌遲，只要人一死，所有痛苦都會馬上結束；可是在地獄受罰，所受的苦可是永無止盡的。
有什麼人該受到這種處罰？希特勒？本拉登？
據聞希特勒在二次大戰期間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那希特勒頂多被判罰死六百萬次就好啦，何必受什麼永無止盡的地獄處分？
此處衍生出另一個問題，什麼樣的傢伙才夠格審判人？耶穌？佛祖？神有沒有份？
從來沒有人能夠斷言人死後歸於何處，「地獄作為賞善罰惡的場所」頂多只是人類一廂情願的看法。那些看完《地獄少女》後指責某某某不該下地獄的朋友，你是何等的狂奔，何等的自大啊！居然自比為神！能夠決定／認定某某某不該下地獄、某某某絕對該下地獄！
只有弱者（受害者）才會相信地獄具有賞善罰惡功能、期望地獄具有賞善罰惡功能－－當然，所有不合符己意的人都是惡人、罪人！
喜歡地獄者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事實上，「究竟『地獄少女』是在說甚麼？是幫委託人伸張正義？是說人間無善？是說好人無好報？」這個問題反映出問者如非不了解《地獄少女》，就是抱著根深柢固的「地獄作為賞善罰惡的場所」觀念－－但這根本不是《地獄少女》要說的事情。
所以才說－－即使被當成「馬後炮」也還是要說－－要看，就得把三輯《地獄少女》都看完啊。
題外話：就吾輩看來，頗贊同的是沙特的「他人是地獄」。（笑）
《地獄少女》的重心轉移
吾輩傾向於不損一流並同時肯定二籠。正如前述，一流的主題是「仇恨」，其道出小愛何以成為地獄少女、她與柴田父女的關係（奇怪，柴田父女明明是要角，卻被《告》文作者寫成跑龍套）。而所謂「在第一部中公式化的劇情」，吾輩以為，自柴田父女出場，《地獄少女》的故事發展就等於是出現了變數。
《地獄少女》有甚麼好、有甚麼值得看，並不需要吾輩來說。「支持者胡亂堆出一大段解述又或自圓其說的說明去『辯證』」，什麼才是自圓其說呢？同一樣的作品，不同的人看出來的感覺也會不同（註：「感覺」不同於「理解」，原因在於：對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對，「感覺」出來的東西卻絕對「錯」不了）。事實上，（胡亂？）堆出解述或說明去「辯證」《地獄少女》沒什麼好、沒什麼值得看的人，在吾輩看來，也只是在自圓其說而已。
隨著劇本更易，二籠及三鼎的重心的確是轉移了，這涉及了小愛的心態轉變。二籠到最後小愛能夠放下自己的仇恨；為了拯救拓真，甚至站起來反抗地獄老大－－注意到了嗎？一流的小愛同樣破壞了身為地獄少女的規矩，但原因卻與二籠不同，她當時是被自己的仇恨支配了內心！
二籠及三鼎的內容依舊絕望。不過要說的話，吾輩倒覺得一流的冷血地獄戰隊至少讓吾輩看見惡人有惡報，做壞事的人被歡樂虐待叫吾輩痛快；可二籠及三鼎的內容卻是叫吾輩深深絕望再絕望：並非只有做壞事的人才會叫人怨恨；根本上，怨恨就是一種無理的東西。
結語：《地獄少女》與《富江》
提到伊藤潤二的《富江》，相信大家絕對不會忘記第一個故事中富江被同班同學大卸八塊，血花四賤的場面。此作品在競逐「楳圖獎」時獲得的評價是：「血花四賤的表現過時，流於膚淺」。
可是，拿後期的《富江》作品來對照，你會發現，血花四賤的部分其實只不過是「富江再生」的過程而已－－也就是說，富江被大卸八塊，反而成為了強調「富江無限再生」的引子。石上三登志如是說：「處女作《富江》的缺點變成它的長處。」
不應該將《地獄少女》分割成三個獨立的部分，但卻可以這樣看：
一流強調反映世間的黑暗、不公義；
二籠重點說明怨恨的無理性，
而三鼎則著重解構地獄與怨恨的各種關係。
「如果結尾沒有柴田父女出場，恐怕只是九流動畫一套」，雖然，柴田父女早在一流第八話便出場了……咳！評價動畫是沒有「如果」的。重申一次，柴田父女是一流的重點－－是重要得不能再重要、叫小愛內心產生動搖的重點。沒有了柴田父女，《地獄少女》還是《地獄少女》嗎？
一流、二籠及三鼎是絕對要並存的，只有這樣，才是真正、完全的《地獄少女》。
回應《不要看地獄少女》一文
許久前有人在網上發表了一篇名為《不要看地獄少女》的文章。文章指出《地獄少女》以「怨恨」為主題，並提出怨恨的出路只得一個，就是復仇。吾輩估計筆者寫該篇文章時應該還沒看到三鼎，不過即使是第一季動畫，也出現了反對以流放他人消除怨恨的作法的柴田一，後來其更險些被女兒送進地獄。
《不》文提到，「怨恨之所以形成，其中一個原因實在就是公義無法彰顯」，基本上在筆者的文章裡之後提到的重點，都是關於「怎樣面對不公義之事態」或「寬恕」。吾輩倒是想說，如果怨恨形成的原因真只是那麼簡單的話就好了。在《地獄少女》中不乏無辜被流放的人，閻魔愛甚至一度為此產生了動搖。關於怨恨的不合理性，吾輩在之前的拙文中已說過一點。事實上，單純的求偶失敗已可促成怨恨。這樣又有什麼公不公義可言？
其次，「怨恨」的確是《地獄少女》的主題，但並沒有主張怨恨的出路只有復仇。儘管幾乎所有人選擇了以流放他人消除怨恨，但這只代表「他們都這樣選擇了」。
三鼎很詳盡地刻畫了地獄流放系統。「它最終會摧毀一個城市」，一個怨恨被消除了，又會有新的怨恨產生，簡直就是連鎖反應。現實中我們很難體會什麼是「冤冤相報」，《地獄少女》清楚的為我們解釋，並且示範了「像連接的絲線般纏繞著的怨恨」終將如何摧毀一切。
《地獄少女》要給我們展示的，是怨恨本身為何物。
一些日本動畫嘗試探討深層的意識形態。《不》文舉出了《死亡筆記》作為例子，指出其「在白色統治和懲罰行使權的界線上著墨討論」。夜神月的統治帶領全日本……不，全世界進入了猶如中世紀歐洲諸國所經歷的黑暗時代。夜神月死後，世界回復了原狀，犯罪率重新上升、不公義之事再度盛行。
問問自己，寧願生活在夜神月統治之下的世界，還是維持現狀？
如果選擇維持現狀，又如何能夠改革不妥善之處？
就「從黑暗面去思考更深邃的意義」而言，《地獄少女》與《死亡筆記》是一樣的。
如果真的有地獄通信的話，你是會選擇使用，以流放他人來消除怨恨？還是靠自己想辦法，或者忍耐到底？
靠自己想出來的辦法可能多於一個。那麼，哪一個最好？
結語：《地獄少女》是敵托邦
《不》文指出，「通常一般作品都頌揚少年人的想像力、冒險精神、友情、勇氣，當然更少不了那些愛與正義、警惡懲奸的主題」。
在這類「一般作品」中，《百變小櫻》應算是當中的表表者了。
吾輩之前一篇拙文指出《百變小櫻》的背景世界很完美。如果說那個世界是有反義詞的話，《百變小櫻》作為烏托邦；《地獄少女》則可以稱為敵托邦了。
《百變小櫻》的世界充滿愛；《地獄少女》的世界則充滿恨。
《百變小櫻》展示的是少年人的想像力、冒險精神、友情、勇氣；《地獄少女》展示的則是疲乏（很像今日的日本社會）、得過且過、冷漠、（無法靠努力解決問題的）懦弱。
《百變小櫻》中的友枝市是人間樂土，今後也將一直保持現狀；《地獄少女》二籠中的LOVELY HILLS仇恨以連鎖反應不斷升級，最終遭到摧毀。
以死心眼去看描述敵托邦的作品是不行的。李天命先生如是說：
「只有最高層次的靈魂，才能了解最深層次的地獄。只有對心靈地獄有最深刻的洞察，才能對心靈天國有最高度的體會。」
《不》文提到，「怨恨之所以形成，其中一個原因實在就是公義無法彰顯」，基本上在筆者的文章裡之後提到的重點，都是關於「怎樣面對不公義之事態」或「寬恕」。吾輩倒是想說，如果怨恨形成的原因真只是那麼簡單的話就好了。在《地獄少女》中不乏無辜被流放的人，閻魔愛甚至一度為此產生了動搖。關於怨恨的不合理性，吾輩在之前的拙文中已說過一點。事實上，單純的求偶失敗已可促成怨恨。這樣又有什麼公不公義可言？
其次，「怨恨」的確是《地獄少女》的主題，但並沒有主張怨恨的出路只有復仇。儘管幾乎所有人選擇了以流放他人消除怨恨，但這只代表「他們都這樣選擇了」。
三鼎很詳盡地刻畫了地獄流放系統。「它最終會摧毀一個城市」，一個怨恨被消除了，又會有新的怨恨產生，簡直就是連鎖反應。現實中我們很難體會什麼是「冤冤相報」，《地獄少女》清楚的為我們解釋，並且示範了「像連接的絲線般纏繞著的怨恨」終將如何摧毀一切。
《地獄少女》要給我們展示的，是怨恨本身為何物。
一些日本動畫嘗試探討深層的意識形態。《不》文舉出了《死亡筆記》作為例子，指出其「在白色統治和懲罰行使權的界線上著墨討論」。夜神月的統治帶領全日本……不，全世界進入了猶如中世紀歐洲諸國所經歷的黑暗時代。夜神月死後，世界回復了原狀，犯罪率重新上升、不公義之事再度盛行。
問問自己，寧願生活在夜神月統治之下的世界，還是維持現狀？
如果選擇維持現狀，又如何能夠改革不妥善之處？
就「從黑暗面去思考更深邃的意義」而言，《地獄少女》與《死亡筆記》是一樣的。
如果真的有地獄通信的話，你是會選擇使用，以流放他人來消除怨恨？還是靠自己想辦法，或者忍耐到底？
靠自己想出來的辦法可能多於一個。那麼，哪一個最好？
結語：《地獄少女》是敵托邦
《不》文指出，「通常一般作品都頌揚少年人的想像力、冒險精神、友情、勇氣，當然更少不了那些愛與正義、警惡懲奸的主題」。
在這類「一般作品」中，《百變小櫻》應算是當中的表表者了。
吾輩之前一篇拙文指出《百變小櫻》的背景世界很完美。如果說那個世界是有反義詞的話，《百變小櫻》作為烏托邦；《地獄少女》則可以稱為敵托邦了。
《百變小櫻》的世界充滿愛；《地獄少女》的世界則充滿恨。
《百變小櫻》展示的是少年人的想像力、冒險精神、友情、勇氣；《地獄少女》展示的則是疲乏（很像今日的日本社會）、得過且過、冷漠、（無法靠努力解決問題的）懦弱。
《百變小櫻》中的友枝市是人間樂土，今後也將一直保持現狀；《地獄少女》二籠中的LOVELY HILLS仇恨以連鎖反應不斷升級，最終遭到摧毀。
以死心眼去看描述敵托邦的作品是不行的。李天命先生如是說：
「只有最高層次的靈魂，才能了解最深層次的地獄。只有對心靈地獄有最深刻的洞察，才能對心靈天國有最高度的體會。」
《西潮》閱書報告
書名：《西潮》蔣夢麟回憶錄
出版社：香港中華書局
版之：二零零八年六月版次
本書講述的是一八四二年至一九四一的中國歷史。內容一部分是蔣先生親閱，一部分是蔣先生親歷。總括而言，就是以一種「有點像自傳，有點像回憶錄，也有點像近代史」的形式，「將蔣先生的人生歷程（童年私塾、新式教育、留學美國、報效祖國）與激盪的百年事件、歷史人物，以及建立在蔣先生深厚學養上的精闢反思熔於一爐」，對於中國近代史感興趣，以及關心中國未來發展的人不容錯過的一本書。
由於我是一名世史科學生，中國現代化（面臨西方衝擊，中國回應）是一個我必須掌握的課題。看畢全書，感覺就像上了一堂極有意義的課。不是以歷史討論的角度，而是以一種模擬局內人的視覺去看待這一百年歷史。就掌握一段歷史而言，代入感是非常重要的。
有學者指出，中國現代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五年（器物層面），第二階段是一八九五年至二十世紀初一零年代（制度形式層面），第三階段（思想層面）則從一九一九年開始。何時結束？沒人可以確定。踏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現況可說是比當時進步得多，但相對於美、英、日、法、德這些國家，好像「始終差一點」。
根據第三十四章（二次大戰期間看現代文化），「現代思潮從歐美湧到後，中國才開始現代化。」本章第一段如是說。一零年代前的現代化過程中，中國到底在做什麼？一八五零年代英法聯軍之役爆發，中國被迫正視西方船堅炮利，促成後十年直到八十年代的自強運動。現階段所進行的改革以軍事與工業為主，並面對不少阻力（主要是受朝廷守舊官員阻撓）。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慘敗，顯示改革成效不足。我們對現階段的改革的批評是：面對外來衝擊，中國並未對症下藥去處理，更確切地說，她是尚未意識到核心問題所在，即使問題（以天朝大國先居）已在多次衝擊後清晰地浮現出來。
「『現代文化』是個籠統的名詞。」第二段段首如是說。就科學發展與社會制度兩大方面而言，「現代文化」到底孰好孰壞？它可以指使人類生活水準提高的生產方法，同時也可以指促成現代戰爭的科技發明。至於社會制度就更無絕對標準，「對民主國家而言，『現代文化』可以代表民主政治，對極權國家而言，它又可以代表極權政治。」
關於現代化提高人類生活水準，章中提到「少數以剝削他人為生的人，生活水準確是提高了。」此說法即使到今日亦未曾過時，甚至可以說是非常準確地指出了目前社會，乃至世界的發展趨勢。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意無意地成為剝削者的一份子：城市人日常使用或享有的物品，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現時有所謂主張「公平貿易」，也確實有道理在。物品從種植或開採、加工、轉售、運輸，直到為消費者所購買，過程中到底經歷了多少剝削呢？套用書中語句，「我們現代的物質享受，到底有多少個農夫以血汗來償付呢？」有能力享受物質的人始終屬於少數，特別是在現在，在一個發達國家出生率下降，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貧富懸殊又日益嚴重的時代。
另外，關於社會制度，章中指出「因為過於相信制度和組織，卻欠缺對人格品德的強調而使新制度組織無法收效」。這倒使我聯想到香港自九七回歸後的政治狀況。目前社會輿論鼓吹民主，主張實行雙普選，然而，過份偏好民主制度，卻易使民主變成虛偽民主：盲目主張群眾權利，無視政府或社會上其他強制力量，終將使民主制度變成專制，並為少數野心份子所利用。事實上，「民主變專制」的政體例子，歷史上屢見不鮮，比方說，一戰後的德國的情況。以上，是一個國家欲發展民主政體時需要考量的事。
此章又提及現代化與戰爭的關係。「一次戰爭之後必有另一次戰爭。惟有和平不會導致和平，繼和平而來的必是戰爭。」以上乍聽下似乎是廢話，但如果說中國是一個崇尚和平、不主動發動戰爭而缺乏精確科學的國家，雖然科技落後與和平之間並無必然關係，然而，我們仍不得不懷疑戰爭與科技進步之間是會互相影響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戰前歐洲諸國進行激烈的軍備競賽，激發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意欲。科技進步帶來軍事武器的發展，這一點無可置疑。戰後檢討戰爭結果，則導致下一波科技與軍事進步，如此周而復此。如果說我們目前所享有的現代化成果（通訊設備就是一個好例子，原本是為了將戰況或指令迅速發送出去而出現的），是需要以承受戰事作為代價，這會不會是一個天大的諷刺？
雖然以上都是一些對現代化的批評，但讓我們重新回到科學與社會制度兩大現代化方向。現代科學與民主制度的出現，確實為人類帶來了幸福。蔣先生分別以德國與英國作為現代科學與民主制度的代表國家，並說明兩大現代化產物相互合作所帶來對人類的裨益。先說德國，她的科技發明日新月異，突飛猛進，即使是今日，德國的產品在世上依然數一數二，但儘管如此，蔣先生卻指出她「在人事關係碌碌無能」。德國的科技或工業發展其實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中葉的自由主義統一革命。革命失敗後的德國始積極工業化，最後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將障礙清除達成統一。
從德國統一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見自由主義，即民主制度的種子是如何被犧牲的。甚至到了二十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共和政體也無法真正殖根於德國。「欠缺常識」、「常常抓不住人性的要點或缺點」，這些從德國於一戰前如何處理與歐洲各國的關係即可見得。德國創立結盟制度以確保歐洲和平，這原本是可取的，但此制度後來卻趨於僵化，以致無法收效，反而更惡化國際關係，並成為大戰的根本原因。
英國，蔣先生指她是一個「與德國剛剛相反」，恰好具有豐富常識，且最擅長應付人事關係的國家。蔣先生又指出英國人有以下特性：容忍、中庸、體諒、公平、妥協、高度彈性與適應性。仔細一看，這些不同樣都是我們中國人所具備的特質麼？容忍、彈性、適應，自古中國在看待宗教與文化問題時，不就是常常採取這些態度的嗎？即便獨尊儒術，各家各派的思想仍能於國內流通，外來宗教只要不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以及關係到政治，我們一律予以歡迎。以上提及的這些特質，使中國「具備現代民主國家的堅強基礎」（蔣先生如是說）。然而，由於中英國情相異；中國傳統以農立國，地理條件封閉，儒家道統主張一成不變，最後還有一點很重要，是文化過份早熟。大概，如果當初沒有外來衝擊，我們想要發展民主政治或現代科學都是不可能的。
現代科學與民主政治並存的國家，蔣先生舉以美國為例。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現代科學算是達到一定水平，但政制方面卻依然距離民主甚遠。打個不中聽的比喻，就如同一個人僅有四肢發達，但肢腦卻無法協調。雖然蔣先生提出中國必須同時強調現代科學和民主政治，我卻覺得民主政治應重於現代科學。我國的科學已經發展到一個可以「稍微慢下來」的地步。民主發展遇上障礙，是我認為相對於英美，中國的現代化「始終差一點」的原因。科學發展確實可以帶來國家富強，但惟有民主制度，才能夠令一個社會真正有所進步，或者說，一個社會實行民主制，本身就是進步的象徵。民主意味著虛心（接納不同人士之意見）、自由、個人的發展空間。真正的民主尊重個人，故能帶來裡外真正的和平（不同於以專制為實的虛偽民主）。真正的民主不僅是制度，而是一種社會精神。僅僅設置一個選舉制度不叫民主，在此倒是希望香港人明白。
真正民主的出現需要時間。蔣先生也以英美兩國為例說明了這一點。這兩個國家分別各自有其有利的因素，以保障在民主孕育期間不受侵擾。中國則剛好相反，除了之前提及過的文化早熟問題外，另一問題就是，在民主思想正要生根之際，恰好是中國面對國家存亡危局之時，中國不像英國有充裕的時間從事民主試驗，正如某學者所言，「在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中，啟蒙被犧牲了」。民主這東西到底要怎樣用，中國並沒太多時間去摸索。到頭來發覺這東西根本不適用於自己的國情，於是趕緊將之摒棄，以別的東西取代了。
蔣先生的這本書著於一九四五年，寫的是他對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發展的期望。無可否認從今日的人的視角看來，這些期望有時候太過於理想化（尤其是經歷過八九民運，我對中國的民主發展也不敢抱持太高期望）。但這本書也確實重點道出了中國到目前為止需要改進之處。就當是老生常談，最有智慧的警世建議，往往也是知易、行難的，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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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中學生網站
高考筆記-第一次世界大戰
維基百科：
蔣夢麟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
推薦書目：
《晚清大變局》上,下2冊／袁偉時 著
出版社：香港中華書局
版之：二零零八年六月版次
本書講述的是一八四二年至一九四一的中國歷史。內容一部分是蔣先生親閱，一部分是蔣先生親歷。總括而言，就是以一種「有點像自傳，有點像回憶錄，也有點像近代史」的形式，「將蔣先生的人生歷程（童年私塾、新式教育、留學美國、報效祖國）與激盪的百年事件、歷史人物，以及建立在蔣先生深厚學養上的精闢反思熔於一爐」，對於中國近代史感興趣，以及關心中國未來發展的人不容錯過的一本書。
由於我是一名世史科學生，中國現代化（面臨西方衝擊，中國回應）是一個我必須掌握的課題。看畢全書，感覺就像上了一堂極有意義的課。不是以歷史討論的角度，而是以一種模擬局內人的視覺去看待這一百年歷史。就掌握一段歷史而言，代入感是非常重要的。
有學者指出，中國現代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五年（器物層面），第二階段是一八九五年至二十世紀初一零年代（制度形式層面），第三階段（思想層面）則從一九一九年開始。何時結束？沒人可以確定。踏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現況可說是比當時進步得多，但相對於美、英、日、法、德這些國家，好像「始終差一點」。
根據第三十四章（二次大戰期間看現代文化），「現代思潮從歐美湧到後，中國才開始現代化。」本章第一段如是說。一零年代前的現代化過程中，中國到底在做什麼？一八五零年代英法聯軍之役爆發，中國被迫正視西方船堅炮利，促成後十年直到八十年代的自強運動。現階段所進行的改革以軍事與工業為主，並面對不少阻力（主要是受朝廷守舊官員阻撓）。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慘敗，顯示改革成效不足。我們對現階段的改革的批評是：面對外來衝擊，中國並未對症下藥去處理，更確切地說，她是尚未意識到核心問題所在，即使問題（以天朝大國先居）已在多次衝擊後清晰地浮現出來。
「『現代文化』是個籠統的名詞。」第二段段首如是說。就科學發展與社會制度兩大方面而言，「現代文化」到底孰好孰壞？它可以指使人類生活水準提高的生產方法，同時也可以指促成現代戰爭的科技發明。至於社會制度就更無絕對標準，「對民主國家而言，『現代文化』可以代表民主政治，對極權國家而言，它又可以代表極權政治。」
關於現代化提高人類生活水準，章中提到「少數以剝削他人為生的人，生活水準確是提高了。」此說法即使到今日亦未曾過時，甚至可以說是非常準確地指出了目前社會，乃至世界的發展趨勢。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意無意地成為剝削者的一份子：城市人日常使用或享有的物品，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現時有所謂主張「公平貿易」，也確實有道理在。物品從種植或開採、加工、轉售、運輸，直到為消費者所購買，過程中到底經歷了多少剝削呢？套用書中語句，「我們現代的物質享受，到底有多少個農夫以血汗來償付呢？」有能力享受物質的人始終屬於少數，特別是在現在，在一個發達國家出生率下降，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貧富懸殊又日益嚴重的時代。
另外，關於社會制度，章中指出「因為過於相信制度和組織，卻欠缺對人格品德的強調而使新制度組織無法收效」。這倒使我聯想到香港自九七回歸後的政治狀況。目前社會輿論鼓吹民主，主張實行雙普選，然而，過份偏好民主制度，卻易使民主變成虛偽民主：盲目主張群眾權利，無視政府或社會上其他強制力量，終將使民主制度變成專制，並為少數野心份子所利用。事實上，「民主變專制」的政體例子，歷史上屢見不鮮，比方說，一戰後的德國的情況。以上，是一個國家欲發展民主政體時需要考量的事。
此章又提及現代化與戰爭的關係。「一次戰爭之後必有另一次戰爭。惟有和平不會導致和平，繼和平而來的必是戰爭。」以上乍聽下似乎是廢話，但如果說中國是一個崇尚和平、不主動發動戰爭而缺乏精確科學的國家，雖然科技落後與和平之間並無必然關係，然而，我們仍不得不懷疑戰爭與科技進步之間是會互相影響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戰前歐洲諸國進行激烈的軍備競賽，激發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意欲。科技進步帶來軍事武器的發展，這一點無可置疑。戰後檢討戰爭結果，則導致下一波科技與軍事進步，如此周而復此。如果說我們目前所享有的現代化成果（通訊設備就是一個好例子，原本是為了將戰況或指令迅速發送出去而出現的），是需要以承受戰事作為代價，這會不會是一個天大的諷刺？
雖然以上都是一些對現代化的批評，但讓我們重新回到科學與社會制度兩大現代化方向。現代科學與民主制度的出現，確實為人類帶來了幸福。蔣先生分別以德國與英國作為現代科學與民主制度的代表國家，並說明兩大現代化產物相互合作所帶來對人類的裨益。先說德國，她的科技發明日新月異，突飛猛進，即使是今日，德國的產品在世上依然數一數二，但儘管如此，蔣先生卻指出她「在人事關係碌碌無能」。德國的科技或工業發展其實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中葉的自由主義統一革命。革命失敗後的德國始積極工業化，最後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將障礙清除達成統一。
從德國統一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見自由主義，即民主制度的種子是如何被犧牲的。甚至到了二十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共和政體也無法真正殖根於德國。「欠缺常識」、「常常抓不住人性的要點或缺點」，這些從德國於一戰前如何處理與歐洲各國的關係即可見得。德國創立結盟制度以確保歐洲和平，這原本是可取的，但此制度後來卻趨於僵化，以致無法收效，反而更惡化國際關係，並成為大戰的根本原因。
英國，蔣先生指她是一個「與德國剛剛相反」，恰好具有豐富常識，且最擅長應付人事關係的國家。蔣先生又指出英國人有以下特性：容忍、中庸、體諒、公平、妥協、高度彈性與適應性。仔細一看，這些不同樣都是我們中國人所具備的特質麼？容忍、彈性、適應，自古中國在看待宗教與文化問題時，不就是常常採取這些態度的嗎？即便獨尊儒術，各家各派的思想仍能於國內流通，外來宗教只要不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以及關係到政治，我們一律予以歡迎。以上提及的這些特質，使中國「具備現代民主國家的堅強基礎」（蔣先生如是說）。然而，由於中英國情相異；中國傳統以農立國，地理條件封閉，儒家道統主張一成不變，最後還有一點很重要，是文化過份早熟。大概，如果當初沒有外來衝擊，我們想要發展民主政治或現代科學都是不可能的。
現代科學與民主政治並存的國家，蔣先生舉以美國為例。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現代科學算是達到一定水平，但政制方面卻依然距離民主甚遠。打個不中聽的比喻，就如同一個人僅有四肢發達，但肢腦卻無法協調。雖然蔣先生提出中國必須同時強調現代科學和民主政治，我卻覺得民主政治應重於現代科學。我國的科學已經發展到一個可以「稍微慢下來」的地步。民主發展遇上障礙，是我認為相對於英美，中國的現代化「始終差一點」的原因。科學發展確實可以帶來國家富強，但惟有民主制度，才能夠令一個社會真正有所進步，或者說，一個社會實行民主制，本身就是進步的象徵。民主意味著虛心（接納不同人士之意見）、自由、個人的發展空間。真正的民主尊重個人，故能帶來裡外真正的和平（不同於以專制為實的虛偽民主）。真正的民主不僅是制度，而是一種社會精神。僅僅設置一個選舉制度不叫民主，在此倒是希望香港人明白。
真正民主的出現需要時間。蔣先生也以英美兩國為例說明了這一點。這兩個國家分別各自有其有利的因素，以保障在民主孕育期間不受侵擾。中國則剛好相反，除了之前提及過的文化早熟問題外，另一問題就是，在民主思想正要生根之際，恰好是中國面對國家存亡危局之時，中國不像英國有充裕的時間從事民主試驗，正如某學者所言，「在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中，啟蒙被犧牲了」。民主這東西到底要怎樣用，中國並沒太多時間去摸索。到頭來發覺這東西根本不適用於自己的國情，於是趕緊將之摒棄，以別的東西取代了。
蔣先生的這本書著於一九四五年，寫的是他對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發展的期望。無可否認從今日的人的視角看來，這些期望有時候太過於理想化（尤其是經歷過八九民運，我對中國的民主發展也不敢抱持太高期望）。但這本書也確實重點道出了中國到目前為止需要改進之處。就當是老生常談，最有智慧的警世建議，往往也是知易、行難的，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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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大變局》上,下2冊／袁偉時 著
題目 : 平心静氣反思中國文化傳统
部落格分类 : 其他話題
【好文分享】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
source
http://hk.myblog.yahoo.com/sowhat2002002/article?mid=1870
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中英對照）
我的世界觀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我們這些總有一死的人的命運多麼奇特！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都只作一個短暫的逗留；目的何在，卻無從知道，儘管有時自以為對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從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為別人而生存的——首先是為那樣一些人，我們的幸福全部依賴於他們的喜悅和健康；其次是為許多我們所不認識的人，他們的命運通過同情的紐帶同我們密切結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是以別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勞動為基礎的，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著的東西。我強烈地向往著儉樸的生活。並且時常發覺自己佔用了同胞的過多勞動而難以忍受。我認為階級的區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後所憑借的是以暴力為根據。我也相信，簡單淳樸的生活，無論在身體上還是在精神上，對每個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類會有那種在哲學意義上的自由。每一個人的行為不僅受著外界的強制，而且要適應內在的必然。叔本華說：「人雖然能夠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這句格言從我青年時代起就給了我真正的啟示；在我自己和別人的生活面臨困難的時候，它總是使我們得到安慰，並且是寬容的持續不斷的源泉。這種體會可以寬大為懷地減輕那種容易使人氣餒的責任感，也可以防止我們過於嚴肅地對待自己和別人；它導致一種特別給幽默以應有地位的人生觀。
要追究一個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義或目的，從客觀的觀點看來，我總覺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個人都有一些理想，這些理想決定著他的努力和判斷的方向。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樂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這種倫理基礎叫做豬欄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要是沒有志同道合者之間的親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貫注於客觀世界——那個在藝術和科學工作領域裡永遠達不到的對象，那麼在我看來，生活就會是空虛的。我總覺得，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標——財產、虛榮、奢侈的生活——都是可鄙的。
我有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但我又明顯地缺乏與別人和社會直接接觸的要求，這兩者總是形成古怪的對照。我實在是一個「孤獨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屬於我的國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為接近的親人；在所有這些關係面前，我總是感覺到一定距離而且需要保持孤獨——而這種感受正與年俱增。人們會清楚地發覺，同別人的相互了解和協調一致是有限度的，但這不值得惋惜。無疑，這樣的人在某種程度上會失去他的天真無邪和無憂無慮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不為別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所左右，並且能夠避免那種把他的內心平衡建立在這樣一些不可靠的基礎之上的誘惑。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體。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被崇拜的偶像。我自己一直受到同代人的過分的讚揚和尊敬，這不是由於我自己的過錯，也不是由於我自己的功勞，而實在是一種命運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於人們有一種願望，想理解我以自已微薄的綿力，通過不斷的鬥爭所獲得的少數幾個觀念，而這種願望有很多人卻未能實現。我完全明白，一個組織要實現它的目的，就必須有一個人去思考，去指揮、並且全面擔負起責任來。但是被領導的人不應當受到強迫，他們必須能夠選擇自己的領袖。在我看來，強迫的專制制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的，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規律。就是由於這個緣故，我總強烈地反對今天在意大利和俄國所見到的那種制度。像歐洲今天所存在的情況，已使得民主形式受到懷疑，這不能歸咎於民主原則本身，而是由於政府的不穩定和選舉制度中與個人無關的特徵。我相信美國在這方面已經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他們選出了一個任期足夠長的總統，他有充分的權力來真正履行他的職責。另一方面，在德國政治制度中，為我所看重的是它為救濟患病或貧困的人作出了可貴的廣泛的規定。在人生的豐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覺得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是人格；只有個人才能創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東西，而群眾本身在思想上總是遲鈍的，在感覺上也總是遲鈍的。
講到這裡，我想起了群眾生活中最壞的一種表現，那就是使我厭惡的軍事制度。一個人能夠洋洋得意的隨著軍樂隊在四列縱隊裡行進，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對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長了一個大腦，只是出於誤會；光是骨髓就可滿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的這種罪惡的淵藪，應當盡快加以消滅。任人支配的英雄主義、冷酷無情的暴行，以及在愛國主義名義下的一切可惡的胡鬧，所有這些都使我深惡痛絕！在我看來，戰爭是多麼卑鄙、下流！我寧願被千刀萬剮，也不願參與這種可憎的勾當。儘管如此，我對人類的評價還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沒有遭到那些通過學校和報紙而起作用的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蓄意敗壞，那麼戰爭這個妖魔早就該絕跡了。
我們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經驗是奧秘的經驗。它是堅守在真正藝術和真正科學發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誰要體驗不到它，誰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驚訝的感覺，誰就無異於行屍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這樣奧秘的經驗——雖然摻雜著恐懼——產生了宗教。我們認識到有某種為我們所不能洞察的東西存在，感覺到那種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們的心靈的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正是這種認識和這種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這個意義上，而且也只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是一個具有深摯的宗教感情的人。我無法想像存在這樣一個上帝，它會對自己的創造物加以賞罰，會具有我們在自己身上所體驗到的那種意志。我不能也不願去想像一個人在肉體死亡以後還會繼續活著；讓那些脆弱的靈魂，由於恐懼或者由於可笑的唯我論，去拿這種思想當寶貝吧！我自己只求滿足於生命永恆的奧秘，滿足於覺察現存世界的神奇結構，窺見它的一鱗半爪，並且以誠摯的努力去領悟在自然界中顯示出來的那個理性的一部分，倘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領悟其極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philosophy/Einstein.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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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as I see it
Albert Einstein
What an extraordinary situation is that of us mortals! Each of us is here for a brief sojourn; for what purpose he knows not, though he sometimes thinks he feels it.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aily life, without going deeper, we exist for our fellow-men--in the first place for those on whose smiles and welfare all our happiness depends, and next for all those unknown to us personally with whose destinies we are bound up by the tie of sympathy. A hundred times every day I remind myself that my inner and outer life depend on the labours of other men, living and dead, and that I must exert myself in order to give in the same measure as I have received and am still receiving. I am strongly drawn to the simple life and am often oppressed by the feeling that I am engrossing an unnecessary amount of the labour of my fellow-men. I regard class differences as contrary to justice and, in the last resort, based on force. I also consider that plain living is good for everybody,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In human freedom in the philosophical sense I am definitely a disbeliever. Everybody acts not only under external compulsion but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inner necessity. Schopenhauer's saying, that "a man can do as he will, but not will as he will," has been an inspiration to me since my youth up, and a continual consolation and unfailing well-spring of patience in the face of the hardships of life, my own and others'. This feeling mercifully mitigates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hich so easily becomes paralysing, and it prevents us from taking ourselves and other people too seriously; it conduces to a view of life in which humour, above all, has its due place.
To inquire after the meaning or object of one's own existence or of creation generally has always seemed to me absurd from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And yet everybody has certain ideals which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his endeavours and his judgments. In this sense I have never looked upon ease and happiness as ends in themselves--such an ethical basis I call more proper for a herd of swine. The ideals which have lighted me on my way and time after time given me new courage to face life cheerfully, have been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Without the sense of fellowship with men of like mind, of preoccupation with the objective, the eternally unattainable in the field of ar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life would have seemed to me empty. The ordinary objects of human endeavour--property, outward success, luxury--have always seemed to me contemptible.
My passionat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always contrasted oddly with my pronounced freedom from the need for direct contact with other human beings and human communities. I gang my own gait and have never belonged to my country, my home, my friends, or even my immediate family, with my whole heart; in the face of all these ties I have never lost an obstinate sense of detachment, of the need for solitude--a feeling which increases with the years. One is sharply conscious, yet without regret, of the limits to the possibility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sympathy with one's fellow-creatures. Such a person no doubt loses something in the way of geniality and light-heartedness ; on the other hand, he is largely independent of the opinions, habits, and judgments of his fellows and avoids the temptation to take his stand on such insecure foundations.
My political ideal is that of democracy. Let every man be respected as an individual and no man idolized. It is an irony of fate that I myself have been the recipient of excessive admiration and respect from my fellows through no fault, and no merit, of my own. The cause of this may well be the desire, unattainable for many, to understand the one or two ideas to which I have with my feeble powers attained through ceaseless struggle. I am quite aware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uccess of any complex undertaking that one man should do the thinking and directing and in general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But the led must not be compelled, they must be able to choose their leader. An autocratic system of coercion, in my opinion, soon degenerates. For force always attracts men of low morality, and I believe it to be an invariable rule that tyrants of genius are succeeded by scoundrels. For this reason I have always been passionately opposed to systems such as we see in Italy and Russia to-day. The thing that has brought discredit upon the prevailing form of democracy in Europe to-day is not to be laid to the door of the democratic idea as such, but to lack of stability on the part of the heads of governments and to the impersonal character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I believe that in this respec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ve found the right way. They have a responsible President who is elected for a sufficiently long period and has sufficient powers to be really responsible. On the other hand, what I value in our political system is the more extensive provision that it makes for the individual in case of illness or need. The really valuable thing in the pageant of human life seems to me not the State but the creative, sentient individual, the personality; it alone creates the noble and the sublime, while the herd as such remains dull in thought and dull in feeling.
This topic brings me to that worst outcrop of the herd nature, the military system, which I abhor. That a man can take pleasure in marching in formation to the strains of a band is enough to make me despise him. He has only been given his big brain by mistake; a backbone was all he needed. This plague-spot of civilization ought to be abolished with all possible speed. Heroism by order, senseless violence, and all the pestilent nonsense that does by the name of patriotism--how I hate them! War seems to me a mean, contemptible thing: I would rather be hacked in pieces than take part in such an abominable business. And yet so high, in spite of everything, is my opinion of the human race that I believe this bogey would have disappeared long ago, had the sound sense of the nation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corrupted by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acting through the schools and the Press.
The fairest thing we can experience is the mysterious. It is the fundamental emotion which stands at the cradle of true art and true science. He who knows it not and can no longer wonder, no longer feel amazement, is as good as dead, a snuffed-out candle. It was the experience of mystery--even if mixed with fear--that engendered religion. A knowledge of the existence of something we cannot penetrat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profoundest reason and the most radiant beauty, which are only accessible to our reason in their most elementary forms--it is this knowledge and this emotion that constitute the truly religious attitude; in this sense, and in this alone, I am a deeply religious man. I cannot conceive of a God who rewards and punishes his creatures, or has a will of the type of which we are conscious in ourselves. An individual who should survive his physical death is also beyond my comprehension, nor do I wish it otherwise; such notions are for the fears or absurd egoism of feeble souls. Enough for me the mystery of the eternity of life, and the inkling of the marvellous structure of reality, together with the single-hearted endeavour to comprehend a portion, be it never so tiny, of the reason that manifests itself in nature.
http://lib.ru/FILOSOF/EJNSHTEJN/theworld_engl.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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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中英對照）
我的世界觀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我們這些總有一死的人的命運多麼奇特！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都只作一個短暫的逗留；目的何在，卻無從知道，儘管有時自以為對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從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為別人而生存的——首先是為那樣一些人，我們的幸福全部依賴於他們的喜悅和健康；其次是為許多我們所不認識的人，他們的命運通過同情的紐帶同我們密切結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是以別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勞動為基礎的，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著的東西。我強烈地向往著儉樸的生活。並且時常發覺自己佔用了同胞的過多勞動而難以忍受。我認為階級的區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後所憑借的是以暴力為根據。我也相信，簡單淳樸的生活，無論在身體上還是在精神上，對每個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類會有那種在哲學意義上的自由。每一個人的行為不僅受著外界的強制，而且要適應內在的必然。叔本華說：「人雖然能夠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這句格言從我青年時代起就給了我真正的啟示；在我自己和別人的生活面臨困難的時候，它總是使我們得到安慰，並且是寬容的持續不斷的源泉。這種體會可以寬大為懷地減輕那種容易使人氣餒的責任感，也可以防止我們過於嚴肅地對待自己和別人；它導致一種特別給幽默以應有地位的人生觀。
要追究一個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義或目的，從客觀的觀點看來，我總覺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個人都有一些理想，這些理想決定著他的努力和判斷的方向。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樂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這種倫理基礎叫做豬欄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要是沒有志同道合者之間的親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貫注於客觀世界——那個在藝術和科學工作領域裡永遠達不到的對象，那麼在我看來，生活就會是空虛的。我總覺得，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標——財產、虛榮、奢侈的生活——都是可鄙的。
我有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但我又明顯地缺乏與別人和社會直接接觸的要求，這兩者總是形成古怪的對照。我實在是一個「孤獨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屬於我的國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為接近的親人；在所有這些關係面前，我總是感覺到一定距離而且需要保持孤獨——而這種感受正與年俱增。人們會清楚地發覺，同別人的相互了解和協調一致是有限度的，但這不值得惋惜。無疑，這樣的人在某種程度上會失去他的天真無邪和無憂無慮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不為別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所左右，並且能夠避免那種把他的內心平衡建立在這樣一些不可靠的基礎之上的誘惑。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體。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被崇拜的偶像。我自己一直受到同代人的過分的讚揚和尊敬，這不是由於我自己的過錯，也不是由於我自己的功勞，而實在是一種命運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於人們有一種願望，想理解我以自已微薄的綿力，通過不斷的鬥爭所獲得的少數幾個觀念，而這種願望有很多人卻未能實現。我完全明白，一個組織要實現它的目的，就必須有一個人去思考，去指揮、並且全面擔負起責任來。但是被領導的人不應當受到強迫，他們必須能夠選擇自己的領袖。在我看來，強迫的專制制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的，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規律。就是由於這個緣故，我總強烈地反對今天在意大利和俄國所見到的那種制度。像歐洲今天所存在的情況，已使得民主形式受到懷疑，這不能歸咎於民主原則本身，而是由於政府的不穩定和選舉制度中與個人無關的特徵。我相信美國在這方面已經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他們選出了一個任期足夠長的總統，他有充分的權力來真正履行他的職責。另一方面，在德國政治制度中，為我所看重的是它為救濟患病或貧困的人作出了可貴的廣泛的規定。在人生的豐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覺得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是人格；只有個人才能創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東西，而群眾本身在思想上總是遲鈍的，在感覺上也總是遲鈍的。
講到這裡，我想起了群眾生活中最壞的一種表現，那就是使我厭惡的軍事制度。一個人能夠洋洋得意的隨著軍樂隊在四列縱隊裡行進，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對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長了一個大腦，只是出於誤會；光是骨髓就可滿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的這種罪惡的淵藪，應當盡快加以消滅。任人支配的英雄主義、冷酷無情的暴行，以及在愛國主義名義下的一切可惡的胡鬧，所有這些都使我深惡痛絕！在我看來，戰爭是多麼卑鄙、下流！我寧願被千刀萬剮，也不願參與這種可憎的勾當。儘管如此，我對人類的評價還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沒有遭到那些通過學校和報紙而起作用的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蓄意敗壞，那麼戰爭這個妖魔早就該絕跡了。
我們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經驗是奧秘的經驗。它是堅守在真正藝術和真正科學發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誰要體驗不到它，誰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驚訝的感覺，誰就無異於行屍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這樣奧秘的經驗——雖然摻雜著恐懼——產生了宗教。我們認識到有某種為我們所不能洞察的東西存在，感覺到那種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們的心靈的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正是這種認識和這種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這個意義上，而且也只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是一個具有深摯的宗教感情的人。我無法想像存在這樣一個上帝，它會對自己的創造物加以賞罰，會具有我們在自己身上所體驗到的那種意志。我不能也不願去想像一個人在肉體死亡以後還會繼續活著；讓那些脆弱的靈魂，由於恐懼或者由於可笑的唯我論，去拿這種思想當寶貝吧！我自己只求滿足於生命永恆的奧秘，滿足於覺察現存世界的神奇結構，窺見它的一鱗半爪，並且以誠摯的努力去領悟在自然界中顯示出來的那個理性的一部分，倘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領悟其極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philosophy/Einstein.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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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as I see it
Albert Einstein
What an extraordinary situation is that of us mortals! Each of us is here for a brief sojourn; for what purpose he knows not, though he sometimes thinks he feels it.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aily life, without going deeper, we exist for our fellow-men--in the first place for those on whose smiles and welfare all our happiness depends, and next for all those unknown to us personally with whose destinies we are bound up by the tie of sympathy. A hundred times every day I remind myself that my inner and outer life depend on the labours of other men, living and dead, and that I must exert myself in order to give in the same measure as I have received and am still receiving. I am strongly drawn to the simple life and am often oppressed by the feeling that I am engrossing an unnecessary amount of the labour of my fellow-men. I regard class differences as contrary to justice and, in the last resort, based on force. I also consider that plain living is good for everybody,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In human freedom in the philosophical sense I am definitely a disbeliever. Everybody acts not only under external compulsion but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inner necessity. Schopenhauer's saying, that "a man can do as he will, but not will as he will," has been an inspiration to me since my youth up, and a continual consolation and unfailing well-spring of patience in the face of the hardships of life, my own and others'. This feeling mercifully mitigates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hich so easily becomes paralysing, and it prevents us from taking ourselves and other people too seriously; it conduces to a view of life in which humour, above all, has its due place.
To inquire after the meaning or object of one's own existence or of creation generally has always seemed to me absurd from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And yet everybody has certain ideals which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his endeavours and his judgments. In this sense I have never looked upon ease and happiness as ends in themselves--such an ethical basis I call more proper for a herd of swine. The ideals which have lighted me on my way and time after time given me new courage to face life cheerfully, have been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Without the sense of fellowship with men of like mind, of preoccupation with the objective, the eternally unattainable in the field of ar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life would have seemed to me empty. The ordinary objects of human endeavour--property, outward success, luxury--have always seemed to me contemptible.
My passionat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always contrasted oddly with my pronounced freedom from the need for direct contact with other human beings and human communities. I gang my own gait and have never belonged to my country, my home, my friends, or even my immediate family, with my whole heart; in the face of all these ties I have never lost an obstinate sense of detachment, of the need for solitude--a feeling which increases with the years. One is sharply conscious, yet without regret, of the limits to the possibility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sympathy with one's fellow-creatures. Such a person no doubt loses something in the way of geniality and light-heartedness ; on the other hand, he is largely independent of the opinions, habits, and judgments of his fellows and avoids the temptation to take his stand on such insecure foundations.
My political ideal is that of democracy. Let every man be respected as an individual and no man idolized. It is an irony of fate that I myself have been the recipient of excessive admiration and respect from my fellows through no fault, and no merit, of my own. The cause of this may well be the desire, unattainable for many, to understand the one or two ideas to which I have with my feeble powers attained through ceaseless struggle. I am quite aware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uccess of any complex undertaking that one man should do the thinking and directing and in general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But the led must not be compelled, they must be able to choose their leader. An autocratic system of coercion, in my opinion, soon degenerates. For force always attracts men of low morality, and I believe it to be an invariable rule that tyrants of genius are succeeded by scoundrels. For this reason I have always been passionately opposed to systems such as we see in Italy and Russia to-day. The thing that has brought discredit upon the prevailing form of democracy in Europe to-day is not to be laid to the door of the democratic idea as such, but to lack of stability on the part of the heads of governments and to the impersonal character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I believe that in this respec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ve found the right way. They have a responsible President who is elected for a sufficiently long period and has sufficient powers to be really responsible. On the other hand, what I value in our political system is the more extensive provision that it makes for the individual in case of illness or need. The really valuable thing in the pageant of human life seems to me not the State but the creative, sentient individual, the personality; it alone creates the noble and the sublime, while the herd as such remains dull in thought and dull in feeling.
This topic brings me to that worst outcrop of the herd nature, the military system, which I abhor. That a man can take pleasure in marching in formation to the strains of a band is enough to make me despise him. He has only been given his big brain by mistake; a backbone was all he needed. This plague-spot of civilization ought to be abolished with all possible speed. Heroism by order, senseless violence, and all the pestilent nonsense that does by the name of patriotism--how I hate them! War seems to me a mean, contemptible thing: I would rather be hacked in pieces than take part in such an abominable business. And yet so high, in spite of everything, is my opinion of the human race that I believe this bogey would have disappeared long ago, had the sound sense of the nation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corrupted by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acting through the schools and the Press.
The fairest thing we can experience is the mysterious. It is the fundamental emotion which stands at the cradle of true art and true science. He who knows it not and can no longer wonder, no longer feel amazement, is as good as dead, a snuffed-out candle. It was the experience of mystery--even if mixed with fear--that engendered religion. A knowledge of the existence of something we cannot penetrat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profoundest reason and the most radiant beauty, which are only accessible to our reason in their most elementary forms--it is this knowledge and this emotion that constitute the truly religious attitude; in this sense, and in this alone, I am a deeply religious man. I cannot conceive of a God who rewards and punishes his creatures, or has a will of the type of which we are conscious in ourselves. An individual who should survive his physical death is also beyond my comprehension, nor do I wish it otherwise; such notions are for the fears or absurd egoism of feeble souls. Enough for me the mystery of the eternity of life, and the inkling of the marvellous structure of reality, together with the single-hearted endeavour to comprehend a portion, be it never so tiny, of the reason that manifests itself in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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